道路设计,行车习惯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我在德国开过一个星期的车,刚开始在巴登-符腾堡州试车AUDI, 然后是在科隆到KREFELD地区开车,在美国开车九年,在国内短期开车大概五次, 每次一周到两周,都是在珠三角地区.
行车习惯上,德国人肯定是把左线让给超车需要的车辆,这一点受到强力的执行,法律甚至规定右线超车属于违法,那么如果左线车太慢且不违法(指130公里/小时以下的速度),那么右线车就无可奈何了.虽然德国没有限速,但是现在交通事故统计中并没有车速太快和交通事故之间的直接联系(置信区间), 事实上,德国的交通是在依赖于全体民众的自觉执行行车道德, 这在德国基本是可以贯彻的,以我的观察,我一周内,无论是在车辆相对较少的风景秀丽的黑森林地区,还是车辆繁忙的莱因河下游地区城市带,都很少看见因为左线车速太慢而堵车.
同样的行车习惯,在美国出现两种情况,中西部高速公路上,人烟稀少,只有两条道,车辆也稀少,这一般不容易造成堵车,而且美国从右线超车是不提倡的,但是不违法. 在城市地区,车辆比较拥挤,即使四条线,五条线,也是非常拥挤,我常常发现车速缓慢的原因不是车祸,也不是车辆太多,而是左线车辆太慢造成的, 在这个时刻,美国很少有人遵守行车的道德,就是左线让给超车车辆,尽管这是在驾驶规则学习手册里写明的.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美国由于汽油相对欧洲来说非常便宜,很多人(大约36%)选择了SUV,这种高底盘的车使人视野开阔,作为交换条件,是牺牲了其他驾驶者的视野,而其他驾驶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也采购SUV,提高自己的坐高,获得同样的视野,第二个选择是换线,保证自己的前方有足够的视野.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获得驾照相对于欧洲来说比较容易,许多相对反应较慢的妇女也出现在驾驶者的行列(这么说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但是我努力在表达我所观察到的事实,或者说我的偏见而已).
女性开车有一个弱点,就是很难象男性一样同时注意多个目标, 执行多项任务,她们眼里开车就是目视前方,而不顾整个车流的速度,周围路况,与其他车的相互交流,所以她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高速公路当做自己的私人公路来开,由于她们的普遍反应也较慢,所以她们的普遍车速也较慢,而因为她们也较少遵守慢车右行的规则,使得她们常常堵塞了交通也不自知.
另外一个困难是在美国你无法跟人解释为什么慢车要靠右行,这来自于美国人所受的教育,自亨利.梭罗, 爱默森,甚至法国人托克维尔以来形成的美国独立精神及一种独特的教育,我打赌如果你去质问这个开慢车的家伙为什么他堵着左线开,除非你是警察,否则他肯定不屑一顾, “这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在我想开的任何线上开任何超过四十五英里/小时的速度”,在这个大陆上,饱受磨难的清教徒一旦获得了自由,获得了资源,失去了世俗的等级的压迫,带给大家的信条就是如果你是个成功的人,那么用你的财富来证明吧. 相反,那些路德派的信徒们和南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们,在经过了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入侵,普鲁士的统一及工业革命,工人运动,欧洲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比英国法国等富有殖民地的国家更早地暴露了资源缺乏,劳资纠纷的问题,也更早地妥协缓和这个矛盾,带来的结果是,在德国,人人懂得要分享资源,要互相忍让,而非美国西部的那种跑马圈地的资源无穷的概念,在德国,如果你富有了,那么人们不会认为是你自己的劳动致富,而带给人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牺牲了谁的利益得到这个财富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左线,对于德国驾驶者来说,是共享的,里面有其他驾驶者的利益, 而这点在美国你甚至无法展开争论.
忽然想到,美国人的邻居,在这方面却显得从容得多,也更守规矩,毕竟他们操两种语言,更懂得宽容,礼让。
中国是什么情况呢,首先,道路是属于特权阶层的,也就是说,左线首先属于军牌,警牌,各种政府牌照的车辆,即使他们不执行勤务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24X7地执行勤务,这一点上没有争论的余地.
其次呢? 左线属于学车的人,驾驶经验不足的人,很少有人受过这个教育要把左线让开,如果你看见高速公路上左线开着一辆农用拖拉机,是否达到四个轮子还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也很容易懂,显然那位车速20公里/小时的拖拉机司机需要的是受教育,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车速太慢不能占据左线,而且太慢,甚至不能上高速.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基督教文明已经占绝对优势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择善从之,而不要太多地考虑或者坚持认为我们的文明有多优秀了,从现实角度看,我们需要一个懂交通规则的司机胜过我们需要一个懂得回字有四种写法的人,是谁让这个司机错失了基本的行车礼仪的教育呢? 这个问题我不想深入探讨下去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生存下去,于是出现了海归们先是错谔,而后是以超过土鳖们的违章速度疯狂地生存在高速公路上.
在道路标志设计上,其实标准化非常重要,这样有助于司机辨认标志,而道路设计上,司机的视野是否能够得到保证,非常重要。这一点上,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墨西哥都相当一致。即使我到了德语地区,或者西班牙语地区,凭着图案也能猜出来大概是什么意思,稍微懂几个单词就更快了,好在英语正是拉丁语和日尔曼语的混合,所以也算方便。国内的标志非常不统一,仅仅交通灯下的行人通过标志,北京就和深圳不一样,左转灯也是各式各样,而前方路口的各个方向的目的地,更是千奇百怪,我是经常走错,然后绕路。越是拥挤地段,越是为了“方便交通”,而绕得多。广州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有个623路附近,还有海印附近的一个BP加油站,那里的路非常奇特,我每次去,都不考虑自己怎么走,因为没有用,心里想只要在那里转了足够的时间,一定能出来的。还有很多路,坡度,转弯都不考虑司机的视野,非常不合理,有些转弯,一投入使用就让人觉得肯定是事故多发地,司机开进去如同进了黑盒子,前面的视野就是20米,有时候真想把设计师捆在路边,让他看看他的作品,我感觉好象设计师好象不开车一样。这些道路设计我觉得绝大多数并非需要创造性,需要的是规规矩矩把道路设计得可靠,方便。和刚才的标准化一样,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可靠性,逻辑,及全盘的考虑,自沙恩霍斯特以来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方法论在20世纪30年代被贝克将军总结为,逻辑的思考,总体的思考,做决定的时候要果断,承担责任,而这个思想50年代后被英美国家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产品的质量,系统设计,处处体现出来这个强调方法论的民族的优势,而我们中国,我不觉得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想低成本,方便地完成一个任务,在我们的人生观里,PERFECT之下仍然可以生存,而德国人眼里PERFECT是仅仅可以接受而已。从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里就可以看出这些不负责任的道路设计自50年代就有,至今仍然存在,没有人愿意改变。带来的结果是,我无论去哪里,只要超过20公里,我一定回中途下来问路,而回答我的问题的人也从来没有一次准确地描述过路该怎么走,大家都是模糊论的执行者,甚至成了方法论的反对者。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道路及标志设计者?在适应现实的状态下,我们失去了对精确的赞美,失去了对逻辑,理性的欣赏,失去了对可靠性的依赖。
对于一个经历过准确设计(包括完整的纠错系统)的交通系统的人来说,再回到模糊的交通系统是不可想象的。